10月13日讯 前英格兰国脚保罗-加斯科因撰文，讲述了他与前妻谢丽尔的相识、婚姻中的巨大错误，以及那次让他背上“家暴者”骂名的事件真相。

加斯科因自述

从世界杯回来大约一年后，我在赫特福德郡家附近的一家高档酒吧里遇到了谢丽尔-费尔斯，那个后来成为我一生挚爱的惊艳金发女郎。我们开始约会，为了躲避媒体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店度过，一开始真的很有趣。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强烈，我能感觉到她喜欢我，就像我喜欢她一样。

谢丽尔当时正在办理离婚手续，我很早就见到了她的孩子们，当时两岁的梅森和五岁的比安卡。梅森太小了，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有一天吃早餐时，比安卡一直盯着我看。最后她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加扎在我们家？”

那段日子我整天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，所以对比安卡来说，下楼发现我出现在她家厨房里，一定感觉很奇怪。

我和谢丽尔交往了大约一年后，我签约了拉齐奥。当我告诉她我要去罗马时，她的反应让我震惊。在我看来，我们的关系还只是一种比较随意的、分分合合的状态，所以当她说“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！孩子们都以为你是他们的爸爸了”时，我感到很惊讶。

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，毕竟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少，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短，但我确实对谢丽尔有很深的感情，我想我内心深处也一定想让这段关系走下去。所以，尽管心存疑虑，我们还是决定，当时大约六岁的比安卡继续上学，和她爸爸住在一起，假期过来玩，而梅森和谢丽尔则和我一起去罗马。

这远非成功。我在一家新俱乐部努力打响名堂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然后，我回到位于意大利乡村的别墅，家里一片混乱，充斥着幼儿的吵闹和脏乱。

我本来就是个没耐心的人，孩子们的哭声快把我逼疯了，于是我买了一些设备放在他们卧室里，每当他们发出声音，设备就会发出一种诡异的“呜呜”声。

一天晚上，谢丽尔说：“那些孩子真安静，他们平时不这样。”我没告诉她，那是因为可怜的小家伙们吓得连呜咽一声都不敢。我已经把那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，至今仍然如此，但那段时期真的很艰难。大约六个月后，谢丽尔搬回了英国，偶尔和孩子们过来度假。

1995年夏天，在我在拉齐奥的最后一个赛季结束后，谢丽尔告诉我她怀孕了。我知道我应该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，但我就是高兴不起来，我承认我对谢丽尔的态度不太好。

我即将转会到格拉斯哥流浪者队的事情也萦绕在我心头，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分散我对足球的注意力。

我们回到英国后，谢丽尔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赫特福德郡的家里，而我则为流浪者队效力。我们的儿子里根预产期是1996年2月，在他出生前不久，我随流浪者队在伦敦。我和其他球员出去玩了一晚，第二天出现在谢丽尔家时，状态有些糟糕。

我敲了门，告诉谢丽尔的母亲我来陪产。但她让我滚，否则就报警。我去了我爸爸在盖茨黑德的家，然后和朋友们出去喝酒，拼命想忘掉一切。

第二天，我在酒吧里的一个伙计指着一篇报纸文章给我看，说谢丽尔正在分娩，她打算给儿子取名叫里根。我就是这样，从该死的《世界新闻报》上，得知了我亲生儿子的名字。

我回到赫特福德郡，终于把我年幼的儿子抱在怀里，那感觉太棒了。尽管我对成为父亲心存疑虑，但我从未感受过那样的爱。那感觉太美妙了。

里根的到来——谢丽尔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“小国王”——让我们俩的关系更近了。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，但为了我们的儿子，我们决定努力试试，谢丽尔在格拉斯哥附近为我们选了一栋漂亮的六居室房子，配有网球场和游泳池。

1996年7月，也就是我随英格兰队在欧洲杯上被德国队淘汰的一个月后，我和谢丽尔在赫特福德郡的汉伯里庄园举行了一场奢华的婚礼。当时花了15万英镑，那是一大笔钱，但所有费用都由我们卖给《Hello!》杂志的版权费支付了。在教堂的祭坛前，面对着谢丽尔，当着我们所有家人和朋友的面，包括英格兰队友大卫-希曼、保罗-因斯、克里斯-瓦德尔、伊恩-赖特，以及好友丹尼-贝克和克里斯-埃文斯，我感到非常恐惧。

在我们宣誓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犯了个错误。我立刻感到被困住了，但为时已晚。我只能尽力而为，强颜欢笑。

“‘家暴者，家暴者’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对手球迷都会这样对我高喊。”

仅仅结婚三个月后，在1996年10月，我们之间的不和谐演变成了一件让我终生悔恨的可怕事件。当时我们带着孩子们在珀斯附近的格伦伊格尔斯酒店度假。我们在餐厅里因为一些愚蠢的事情和谢丽尔吵了起来。

她上楼回了房间，我跟着她进去，把我的头抵在她的头上。我本能地把她推开，将她摔倒在地。“滚开。”我告诉她。她摔倒时伤到了手，痛苦地叫了起来。我知道我真的搞砸了，等她冷静下来后，我就离开了。我无事可做，也无话可说。

几天后，《每日镜报》的头版标题是“加扎将谢丽尔打得青一块紫一块”，配图是谢丽尔在酒店外，胳膊打着吊带的照片。

公平地说，我必须提及谢丽尔对事件的回忆与我的截然不同。无论如何，对于那一晚我给谢丽尔造成的痛苦，我将永远感到抱歉，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我完全罪有应得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受之无愧。“家暴者，家暴者”，无论是在足球场上，还是在街上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对手球迷都会这样对我高喊。

流浪者队面临着让我离队的压力，我非常感激主教练沃尔特-史密斯支持我，让我留在了队中。

谢天谢地，那个赛季对俱乐部来说非常出色。我出场34次，打进17球，我们赢得了苏格兰超级联赛冠军和联赛杯冠军。

但格伦伊格尔斯事件给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我和谢丽尔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，尽管有过短暂的和解。

离婚最终在1998年敲定，尽管发生了一切，我还是悲痛欲绝。这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，离婚协议是70万英镑，外加每月1万英镑的抚养费。

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，这笔钱变得越来越难以支付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之后陷入的酗酒和毒瘾的恶性循环……